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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清真绿茶 于 2009-12-5 20:30 编辑
要说张承迁,就不得不先说一下被张承迁一贯坚持并奉若珍宝的理性主义这一独门利器。
有西方理性主义鼻祖之称的亚里士多德将理性的要义确定为必须服从逻辑定律,从而开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至十七世纪的培根、加利略、霍布斯、笛卡儿、帕斯卡、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将理性主义推向极致并开创了辉煌的理性主义时代(世纪)。
所谓的物极必反,十八世纪以降,从休漠的怀疑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胡塞尔乃至近当代的亚斯贝尔斯和维特根斯坦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深深的感觉到了理性至上主义者的局限。由此他们不仅发明了诸如“先验论”,“直觉意识”等纯理性主义之外的概念和理论,同时维特根斯坦甚至直截了当的提出了“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界限。因此,甚至有人将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这些哲学家们戏称为“理性主义”的掘墓人。而尼采那句著名的“上帝死了”的名言被许多人理解为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判词。也就是说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进步,使人们发现一度被捧若珍宝的理性主义的长矛并不能洞穿所有未知的盾牌,更无力触及矛竿长度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
当然,并不能就此而否定理性的重要作用,因为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怀疑过理性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再有用的武器也存在着其局限性,理性自然不能例外。几乎所有顶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欲探索终极或最前沿的领域时都无一例外地困惑于理性的局限与无奈,并转向直觉的指引(爱因斯坦等),或干脆将理性无济于力的终极交给了上帝(如牛顿等),或报以对真理的虔诚和敬畏而保持了沉默(如维特根斯坦)。
与西方哲学相对应的伊斯兰哲学却走过了另外一条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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