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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斯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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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1 09: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乔治·萨里巴 著

丛 郁 译



    编者按:科学史家乔治·萨里巴的文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斯兰科学》利用他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的一批阿拉伯科学文献,阐明哥白尼在建立他的天文学体系过程中,所依据的最关键的数学定理与中世纪伊斯兰科学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多层多向关系,伊斯兰世界和文艺复兴的欧洲之间的分界其实是模糊不定的。这就完全打破了“哥白尼革命”的神话性,也对文艺复兴是否只是欧洲人的贡献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我们相信,对那些至今迷信欧洲/西方才是现代文明发源地的人,这篇文章应该是一服清醒剂。

    此文曾几易其稿。前几稿主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传播问题,并于1996年间在乔治城大学、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作过公开演讲。其中在乔治大学的演讲将在该校的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刊出,题为:《现代科学起源之反思:欧洲图书馆中阿拉伯手稿的作用》。


引言



    科学史认定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就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问题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与笔墨官司),再到伊斯兰文明直到欧洲,科学经历了十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一些边缘性的贡献。然而,随着科学史学家们对于这一庞大的话语体系的日益深刻的解构,他们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难以给“科学”这个词加以语言学、文明与文化方面的界定了。诸如“希腊、阿拉伯、中国、印度”,甚至更贴切地说,“西方”等这些修饰语,在用于像“希腊科学”或“阿拉伯科学”这样的语境时,很快就变得过时和词不达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应用这些修饰语的兴趣,而是因为人们新近认识到了这些修饰语中所一直蕴含着的霸权意义。这些修饰语曾一度被经常用于区分分析时的类别。在语言、文明和文化等这些特性能够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时,这些词语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就是这些相同的词语,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当时的相同意义了。显而易见,特别是新近对于科学发展史这样一个庞大话语体系的研究,使得这些词语越来越难以取得以往那样的分析结果了。再加之,人们新近意识到像“文化”、“文明”、“语言”和“科学”等词汇本身已经不再是它们曾经是的那些相同的、固定的和公认的指涉语汇了。相反,这些语汇正日益清晰地显露出它们自身的不明确性和霸权性的理论框架。这种不明确性和霸权性已经使它们失去了往日的修饰意义。

    鉴于当今对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是由各个文化学科的史学家来完成的,所以对于科学史这一庞大话语体系的巨大挑战便尤其凸现。如同以往的情形一样,微观的历史之于历史的总体理论系统或者说历史的理论化具有直接的关系,有时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微观历史有时会引发一些雄辩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特性使得我们无论使用多少理论都无从解释它们。具体地来说,一些边界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在诸如“科学的转化”、“一种文化学科对于另一学科的影响”等这样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或者是在“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共时的发现”和“互惠性”等这样的体系下进行讨论。正是这些史学家们,当他们今天再探讨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发现以往他们所用的分析性类别已经不足以解释他们最新发现的现实了。这些边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学科的那些特别的界定性质也正在失去意义。然而,迄今尚未有新的理论框架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将详细阐述科学史学家用所面临的困境。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学者致力于文化学科的研究并且试图解决如下问题;所谓“希腊奇迹”的性质以及界定特性;科学革命的性质;”西方科学的性质:以及诸如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兴起等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总是盾相矛盾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那些被用于描述“现代”科学的界定特性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界定特性几乎总是被认为形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些界定特性便不断地转换为某种或多种描述性的复杂概念,诸如:自然的数学化;实验性;对于一般性符号和数学性符号的运用;科学的机构化;西方大学的兴起;以及科学的文化与法理的管约等等。

    为了便于说明以这种方式撰写文化科学史的徒劳性,以及阐明上述分析世类别所引发的模糊性,我将援引某些微观历史中已成定论或者正在成为定论的结果。我将特别侧重于对于一个边界个案的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结果。而这一边界个案很快就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学科中变得模糊起来。这个边界是一个总是飘浮不定的边界,用来“划分”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的分界线。这一过程本身与在此边界两边工作的科学家的活动有关。这一边界大约可以设置在13和16世纪之间,而这些工作在边界两边的科学家们则很快便渗透到了对方的文化以及地理领域之内。这一过程也与如下两套文本之间的关系有关:一种是在通常被称做是伊斯兰世界中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文本;一种是在当今的欧洲用拉丁文写就的文本。对于充当上述角色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们的生平的研究,以及对于某些文本的研究结果,在过去大约40年间得到了大量的积累,近来引起了热衷于研究文化科学中的边界问题的人们的注意。当然,这样大量结果的重要性仍有待于检验。仅就其数量和复杂程度来言,这些结果仍没有被在二手文献中得以消化。只有对这些文献消化以后,才有可能营造出一种声势,才有利于正确研究处于文化、文明和语言学等境遇中的不同科学史。

    为了全面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提供造成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最初问题产生的氛围,以便于重构出一种较大的调查环境。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构这一问题产生的背后所发生的复杂事件与情况的网络。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等名词的使用及其重要性。但是,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将时钟拨回到大约40年前。然后再考虑该如何面对当时对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性质、文艺复兴科学和“哥白尼革命”等问题的理解,以及自从那时起知识领域所经历的急剧变化。

    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科学在1957年至1954年之间,奥托·纽格巴尔、爱德华·肯尼迪、威利·哈特纳、诺埃尔·索德娄以及本文作者等其他一些人一致认为,如果仅靠像欧几里得的《元素论》和托勒密的《伟大论》[1]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信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2]

    换言之,近40年来的研究表明哥白尼无文学的数学基础得益于希腊——主要是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其中的例外便是那两项重要的定理,它们是伊斯兰世界中那些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的贡献。另外,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定理所产生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天文学界。也就是说,向我们表明了一种批判和改良希腊天文学传统的语境。再者,我们也知道包含有这些定理的著作大都产生于13世纪或以后。现已发表的研究已经对这些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3]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0:09 | 显示全部楼层
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包含有这些定理的阿拉伯语著作尚未被译成拉丁语,至少未曾像中世纪早期时其他阿拉伯语科学著作那样被翻译过。因此,我们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著作的直接转换,也不能像解释其他阿拉伯语著作在中世纪早期被“翻译”成拉丁语那样来理解这种转换。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定理一旦被发现以后,便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地应用着,其中包括早在哥白尼以前、与他同时代,甚至是在他身后,以阿拉伯语的文本形式应用过。[4]

    目前,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曾经运用这些定理、并以阿拉伯语写就的天文学文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阿拉伯天文科学的一部分。这一传传统的目的正是批判、修补它,或者像中世纪翻译盛行时那样不断地将它传播到欧洲。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并且由近40多年的研究所确立了。

    那么,当我们想到哥白尼天文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这样的概念时,(这一概念曾被托玛斯·库恩在他的同名的书中进行了精辟的诠释;[5]“哥白尼革命”这个概念本身也凝聚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神)我们便不难想像到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之间的交融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模糊边界会是这样有趣了。

    上面所提到的定理之一叫做“吐西力偶”,(图一)得名于著名的天文学和博学家纳瑟·阿尔丁·阿尔吐西)(卒于1274年)。该定理是他于1247年首次提出的,[6]后来于1259年至1260年间正式证明的。用较为一般性或者哲学性的语言来说,这一定理规定,线性运动可以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反之亦然。这一新的模式向我们指明了亚里土多德关于天体与地球运动分类的总体框架。现在已经众所周知,这一定理在16世纪哥白尼的著作中又出现了,(图二)并且被用来解决最早在阿拉伯著作中所提到的同一问题。

    早在70年代初期,已故德国科学史学家威利·哈特纳在一篇研讨文章中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哥白尼在其著作中的图表中所使用的几何点,就连发音都和300年以前吐西所使用的一样。实际上,他注意到在阿拉伯版本图表中被标以“Alef”的几何点,在哥白尼图表中这一对应点被用发音一致的“ A”所标出;在阿拉伯图表中是“Ba”的地方,哥白尼图表则是“B”,如此等等。可见,在7 0年代初,对于“吐西力偶”的了解已经相当多了。

    第二个定理比较微妙,但是也很简单。目前,我称其为“厄迪定理”,(图三)是取自一个叫厄迪(卒于1266年)的人的名字。厄迪定理是他在大约1250年以前初次提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有过论述。[7]同样是这个定理在哥白尼的著作中也再次出现,用于和 300年前厄迪著作中完全相同的目的。惟一不同的一点是,在厄迪的著作中这个定理是被有意识地作为新定理介绍的,并且提供了完整的数学证明。而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则是被理所当然地加以运用,并没有提供任何数学证明。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也正是由于这个定理在哥白尼著作中的被忽视,使得它日后成了开普勒和他的老师梅斯林之间的对话的主题。(图四)开普勒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他的老师,问他为什么在哥白尼天文学中没有被证明。早在1973年的一篇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安东尼·格莱弗顿就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梅斯林当初在回答学生开普勒的问题时提供这个定理的证明的情况。[8]

    为了能够清晰地凸现出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欧洲之间的模糊分界的轮廓,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哥白尼天文学的体系中这两个定理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容怀疑的。它们已经被非常有机地融进了他的天文体系,以至于如果要想将它们从中抽出的话,已经不可能保持哥白尼体系的完整性了。有关哥白尼天文学和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文献业已表明,哥白尼所运用的这两个定理不仅从技术上与300多年前最初它们在阿拉伯天文体系中被提出和证明时完全一样,并且在伊斯兰和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所各自发挥的数学和天文学功能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这两个体系中,它们都是在试图寻找不同于希腊天文学体系的语境中被利用的。

    这些相似性不容被忽视。它们急需得到解释。如果仅把它们看做是不同文化间的科学思想的转换,它们便会形成一些不容争议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会引发形形色色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则与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下的创造性质有关。而这种科学、文化和社会语境本身便缔造了某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它们指出了科学思想的某种可能的运动方向,即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如此晚的时期才从伊斯兰国家流向欧洲。所有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公认的科学史,特别是西方科学史的“叙事话语体系”。另外,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边界的无奈,要求对于这种模糊不清的边界予以特别的思考。

    也许有人很快便会指出,我们是在纳数学定理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而这些定理是被用来建构具有表述特性的数学模型,去解释哥白尼“体系”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托勒密“体系”中关于行星的位置。迄此为止,尚未有谈到日心论这个哥白尼天文体系中突出强调的概念。但是也许仍有人会说,哥白尼的日心论本身就是以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基础为代价(在事后)而得以强调的。哥白尼在没有正式将宇宙中心从地心论转为日心论以前便建立和使用了这一数学的基础。有人还可以这样说,从数学角度来看,确立日心论只消将连接地球与太阳之间的最终向量颠倒其方向就成了。而在两种天文体系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数学问题则可保持不变。这个事实早已被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家们所熟知了,特别是像比路尼(卒于1049年)这样的博学家。他们将它看做是哲学问题,而本质上不是天文/数学问题。

    也许有必要强调的是,哥白尼体系中从地球到太阳的转换在他自己的时代并不具备任何宇宙论意义。特别是在当时尚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释这样一个宇宙体系的可行性。有若干部讨论哥白尼天文体系中日心论问题的著作。这一学说的形成,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当时并没有在无宇宙向心力理论的前提下试图解决它的不可行性。[9]

    尽管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一直是在当时颇具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系统下进行研究的,但是运用同样的数学原理、同样的观察结果,这些伊斯兰科学家们已经能够与哥白尼一样来解释行星的位置了。当时他们所遇到的中心问题与日心说并没有关系,而是与希腊天文学缺乏内部一致性这个问题有关。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数学结构,而这种结构并没有能够像在早已消亡了的托勒密无文学中那样,表达出它所应该表达的物理矛盾。

    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还是哥白尼本人(可以从他早期天文学著作Commentariolus的前言看出)都没有突出强调日心说。[10]正相反,他们当时所讨论的问题却与托勒密体系是否可以完整地表述亚里士多德宇宙说有关。对于日心说的讨论正是到了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阶段,即16世纪以前,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刚才指出的托勒密天文学传统的物理与数学方面的不一致性。哥白尼和伊斯兰世界的先驱们都试图清除这些不一致性,其中包括使地中海两岸的无文学家都感到头痛的著名“equant circles”问题。正是这些“circles”在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的引言中曾被明确地强调过。也正是这些“circles”向我们指出,托勒密体系的确蕴含着一种物质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与刚才提到的用于描述宇宙的数学模型并不一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述我们身边的真实物质天体世界?

    旨在解决托勒密困境的研究先是在伊斯兰世界后是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展开。这一发现在近40年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诸如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语说,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边界的渗透性或者说模糊性尚未被直接提出。

    诚然,如果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观点之间的游动性便如同在那两个定理中的那样,变得十分有吸引力。显而易见,这种可能性向我们表现出文艺复兴科学传统和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传统的独立意识。更进一步讲,它甚至表现出“地域性”科学与“世界性”或“宇宙性”科学的概念。这些概念目前经常被在一些情况下用于描述文化性的边界,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用于消除这些边界。[11]

    假如从阿拉伯科学向西方传播的角度,或者从阿拉伯科学对于西方科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对于阿拉伯和文艺复兴大文学历史的一些重要研究总是围绕着哥白尼得到那两个定理的渠道展开。困为问题已经不再是哥白尼是否意识到了他的伊斯兰前辈们的著作,而是像索德娄和纽格巴尔在他们最近已经成为经典性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他“何时、何地并以何种方式”吸收的他们的著作的问题。[12]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70年代,纽格巴尔在他的研究中已经为两条定理中的一条确立了一种可能的渠道。[13]他在希腊拜占廷手稿中发现了两条定理中的第一条,即被称做是“吐西力偶”的那个。他认为,含有这条定理的希腊手稿是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被传到意大利的。(图五)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到了意大利,这部希腊手稿或者说其内容很容易引起哥白尼的注意;因为在 15世纪末和 16世纪初时哥白尼是意大利北部的常客,并一度曾居住在那儿。

    关于科学思想从伊斯兰世界向欧洲的传播方式问题,在被提出时涉及到那两个定理。这使人联想到它对于在近40年间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讨论方式带来的灾难。首先,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哥白尼本人能够阅读阿拉伯文,从而能够直接从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中受益,或者说从伊斯兰文明中的阿拉伯语出版物中受益。其次,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阿拉伯语的出版物曾被翻译成哥白尼所请熟的拉丁语。再者,众所周知哥白尼能够阅读希腊语,因为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个训练有素的“文艺复兴”科学家,他曾经断断续续地在意大利北部居住和学习大约有10年的时间。因此,他曾经接触过纽格巴尔所发现的那个希腊手稿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被认为是可信的。或者说,当时纽格巴尔曾提出,后来又被索德娄和纽氏更加突出强调过。事实上,索德娄和纽格巴尔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中作过大胆的陈述,认为这些阿拉伯定理在大约1500年时的确在意大利流传过,所以哥白尼完全有可能从他在意大利接触的人中了解到它们。[14]

    为了再一次说明文化学科研究的无奈性,我们应该集中研究由纽格巴尔发现的希腊拜占廷手稿所引发的问题。由于在希腊历史上从末有过这样的定理,它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希腊”科学的一部分,或者应该将它看做是“伊斯兰/阿拉伯”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被“翻译”成希腊语而照抄在手稿中的那个定理是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中被首次提出的。那份拜占廷希腊语手稿的作者被认为在14世纪初叶时到伊斯兰国家去过,而他这次旅行的明确目的就是去了解伊斯兰/阿拉伯无文学的最新成果,然后用希腊语报告他的调查结果。在他的调查结果中就包括我们所讨论的“吐西力偶”。那么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完全有权利问:后来的希腊语拜占廷手稿中的科学到底应该是谁的科学?

    从以书写文本记录思想的传播的系度来看,关于哥白尼可能从希腊手稿中接触到“吐西力偶”的发现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那个定理的传播可能是通过希腊语的渠道。但是,第二个定理则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在希腊语手稿中并没有关于它的记录。所以,关于它从阿拉伯语传播到哥白尼的渠道尚有待子进一步的证实。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欧洲图书馆中阿拉伯语科学手稿的作用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们将讨论一些尚未探索过,也没有在文献中讨论过的渠道。我认为,在以前之所以没有人想到过这些渠道,是因为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生活的性质有普遍的成见,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科学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完全独立地发展的(文艺复兴科学与古希腊传统的关系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众多图书馆里现存的各种阿拉伯语手稿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对于文艺复兴科学的独立性的怀疑(至少可以说就天文学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足以开辟关于科学思想在伊斯兰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间的传播的新篇章。

    这一证据足以说明,哥白尼和他的同代人们为了利用那些阿拉伯语手稿的内容,没有必要像在中世纪时那样将文本从阿拉伯语完全地“翻译”成拉丁语。它特别向我们证明,哥白尼的同代人(稍微早于他或稍后于他)中有一些非常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可以阅读阿拉伯语原文资料然后将其内容传达给他们的学生或同事,此时的哥白尼正在试图改进希腊天文学的数学基础。这一情形显然和那位希腊拜占廷科学家在14世纪初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区别:将他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科学文本中所发现的资料用希腊语报告回去。这样也就使得“希腊”科学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我们甚至可以问希腊拜占廷科学是否能够被称做是“希腊”科学?

    无论是从模糊边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划分”伊斯兰世界和文艺复兴欧洲的另一边界来看,不管这样的科学是伊期兰世界的科学还是希腊拜占廷科学,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人们必然要问:是否有一个适当词来概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科学,即含有这些定理的手稿首先以阿拉伯语文本问世,然后才被“翻译”成拜占廷时期的希腊语,继而才被有机地在拉丁文本中使用。人们大可不必大肆渲染这样的词汇所造成的困境。

    如果这一问题仅仅局限于两个定理出现在阿拉伯语文本和哥白尼文本中的时间先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去理会它,而只将它视做是局部的或者是有限的“传播”,完全是历史中所时常发生的巧合。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避免去思考这一事实在15世纪后期和整个16世纪及其以后所给欧洲的知识界带来的更大复杂性。但是,如果将此与哥白尼著作和一位叫做伊本·阿尔沙迪(卒于1375年)[15]的大马士革穆斯林天文学家的著作之间的许多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话(在索德娄翻译并编辑的哥白尼的Commentariolus中有详尽记载),[16]或者将此与医学[17]和数学中的类似现象联系起来,那么这一事实便急需详尽的解释。我们以前用的传统的方法,例如将它视做是纯粹偶然、独立的发现,或者是文化科学等等,都将失去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中让我们将哥白尼理论中月亮的特性与伊本·阿尔沙迪的进行比较,或者比较他们理论中关于水星运动的模式。两者在纽格巴尔和索德娄的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我们也可以在天文学以外的学科中找到同样的例子。例如:对于血液在肺部的流动情况的描述是首先出现于大马士革一位名叫伊本·那非斯(卒于1288年)的医生的阿拉伯文著作中,这位医生的生活年代和发现那两个定理的天文学家基本同期,他的这部医学著作是于1241年前写成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相同描述又在16世纪哥白尼的同代人迈克尔·斯维特斯(1511—1553年)和瑞尔多·科隆堡(1510—1559年)的著作中出现。同样,让我们再来看哈维和安德里斯·埃尔帕格斯的例子。哈维是血液循环理论的发明人,毕业于意大利北方的帕多亚大学,该大学医学院将他视做是其成员之一。而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著名威尼斯医生安德里斯(卒于1520年),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在大马士革以威尼斯领馆医生的身份居住了近15年。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掌握了阿拉伯语,重新翻译了埃威斯纳的哲学与医学著作,以及伊本·那非斯的关于血液肺部流动的医学著作。安德里斯的译本目前仍存于波伦亚大学,不过,其中并不包括血液肺部流动的部分。

    在数学领域,让我们来看斯蒂文(约1600年)的十进制分数的概念和早在10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于阿拉伯语数学中的同样的关于分数的概念。同样在数学领域,还有16世纪时在欧洲各地关于代数的争论和最近季奥瓦纳·西佛罗迪的关于代数起源于阿拉伯世界的观点。阳在科学仪器领域;让我们来看9世纪时巴哥达最初制造的星盘版本和16世纪前二十几年间小安东尼奥·桑格娄(卒于1525年)的版本。桑格娄当时是罗马圣彼德大教堂的建筑师之一。[19]

    当所有这些事实被摆到桌面上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无处不在的事实感到惊奇。这些实例给那些试图继续从文化角度来思考科学的人和那些倾向于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传播问题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麻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科学中所使用的那些分类至少是十分草率的。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1:26 | 显示全部楼层
科学探索中的游历者



    至此,应该提一下那些被认为对“传播”有贡献的人,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将谈到与我们所讨论的科学的传播有关的两个16世纪的科学家。他们是:法国人圭拉姆·柏斯代尔,生于大约1510年,卒于1581年;[20]另一位是伊格纳迪斯·尼玛塔拉(拉丁名字叫尼希密斯),他是安迪奥克的叙利亚雅哥拜特教堂的主教。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于1557年做的教堂主教,于大约世纪末(1590年)逝世,度过了充满成就和冒险的一生。[21]
    
    关于法国人柏斯代尔[22],我们对他的早期生活了解甚少。但是,他肯定接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还曾一度学习过东方语言,比如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由于他对于东方语言的涉猎,他曾因此非常有名。据说,弗朗索瓦国王一世(1515—1547年)曾召他陪同法国大使去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法庭与他们谈判1536年法国奥托曼联盟协议。柏斯代尔在当时显然还负有特别使命去为国王搜集东方语言的手稿,国王可能认为他也可以作为东方语言翻译。

    看来,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出使,而且也的确曾经搜集过东方语言的科学手稿已经是不容质疑的了。因为这在一部阿拉伯天文学手稿中有一处注释可以证实。整个注释明确指出,他1536年就在君士坦丁堡,这也就是协议实际达成的那年,可以认为他也就是这时购买的那部手稿。他当年或次年返回时显然将手稿带回了法国。这部手稿与上干部其他手稿一起,目前存放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东方手稿收藏部。

    我们还知道,柏斯代尔在1548年和1551年间还曾去过一次东万,收集了其他一些手稿。但是,迄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时间和地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那部巴黎手稿的内容是关于理论天文学的。在150札手稿中的空隙处有他作的笔记,(图六)这足以证明柏斯代尔曾经仔细地研究过手稿。这部巴黎手稿中的注释即是本作者日后的研究题目,目的在于弄清它们的性质与范围。

    另一部也是由柏斯代尔注释过的阿拉伯手稿存放在梵蒂冈图书馆,与其他上干部手稿一起成为欧洲最有名的东方手稿收藏之一。[23]另外,这部梵蒂冈手稿也是天文学方面的,或许这也是柏斯代尔会注释它的原因。事后发现,这部手稿正是那个叫纳瑟·阿尔吐西的天文学家的著作的翻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吐西力偶定理的确也能在这部手稿中找到。

    综上所述,这两部手稿的实例证明在哥白尼时期的确存在用某种哥白尼能够阅读的语言写成的非常翔实的关于阿拉伯天文学的著作。现存于博德里安图书馆(牛津)和罗伦蒂纳图书馆(佛罗伦萨)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图书馆的手稿都有其他类似形式的注释或隔行翻译。简单地说,柏斯代尔的例子决不是惟一的。

    前面已经提到,柏斯代尔的博学曾经得到过法国皇家的赏识。由于这个原因,在他第二次从东方回来以后,他被任命为当时叫做“皇家学院”。后来叫做“法国学院”的数学与东方语言教授。还有另外一部属于他的哲学手稿,现存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可能也是他去东方时购买的。他在上面签名的头衔是“皇家数学教授”。[24](图七)然而,由于他自身禀性的原因,他没有能够保持住自己在皇家的地位,只在皇家数学教授的位子上坐了几年,嗣后,他似乎辞去了职位而重新开始了一些有案可稽的欧洲游历,特别是去了意大利和维也纳,后来当然又回到法国。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他手稿中的注释。如果我们认定他在教学中使用了它们,是否有些太牵强附会?因为,特别是在那部巴黎手稿的开始部分,有许多条注释和一些最基本的天文学概念的定义有关,看上去似乎他本人也刚刚开始学习天文学。那么,即便是假定他曾在自己的宇宙学著作中使用了它们,是不是也有些太牵强附会呢?现在的问题是,柏斯代尔所创立的那门科学究竟应该被叫做是什么呢?毋庸赘言,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对于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伊斯兰”科学或“法兰西/拉丁/西方”或者“文艺复兴”科学有重大意义。

    柏斯代尔生活的其他部分似乎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也许需要指出的是在他的所有旅行中,他几乎每次都要穿过意大利北部,特别是要通过威尼斯。在他有记录的两次东方旅行之前和之后他都曾这样做过。在他的第二次旅行之后,他甚至曾经在威尼斯停留,拜当时威尼斯有名的神秘主义者乔安娜为师。这位乔安娜曾声称自己是耶稣精神的转世。他与乔安娜的交往,以及他对于希伯莱神秘主义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的兴趣,引起了威尼斯教会的注意。他们将他投进监狱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将他交给了罗马教皇。从此开始,对于他的各种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死在了罗马狱中,而另一些人则说他回到了法国,死在巴黎附近。

    我要强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与哥白尼同时代的年轻人要从东方学习天文学?他为什么会像手稿中注释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那时候还要如此勤奋地研究东方无文学呢?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复兴是旨在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的时代。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两部被详尽注释的阿拉伯手稿与我们所讨论的包含有那两个定理的阿拉伯文本,都曾被相斯代尔等人探寻过。所有这些文本形成了伊斯兰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种伊斯兰传统的明确宗旨就是反对我们前面提到的希腊经典传统。

    另外一个科学家(或许应称做是难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主教,他的生活也十分坎坷。我们不知道他的出生年月,但是我们知道他出生于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尔巴尔市郊。他于 15 5 7年被任命为主教。[25]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得知,他曾一度与当地穆斯林牧师们发生过纠葛,大概是因为他聘请当地的总督为他的私人医生。在这场纠葛中,当地穆斯林牧师指责他宣扬无神论,曾威胁要杀死他。为了安抚他们,他转信伊斯兰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地的总督要他转信。根据当时的风俗,这样做是为了宽恕他以往的罪孽。但是,他的这一做法激怒了他在基督教内的追随者们。他们要求他辞去主教职位。无奈他于1576年辞去主教,让位与他的侄子。1557年,此人大概是取道塞浦路斯逃离了这一地区。现存于罗伦蒂那图书馆的一部基础数学著作的结尾有一处表明,他在亚得里亚海上向威尼斯航行时刚刚读完的这本书。这处笔记的原文是这样的:“承蒙万能的主的佐助,我们得以在礼拜日解决了这些问题。时值希腊历1888年(公元1577年)10月第二十天后。我失去了尼莫主教的灵魂,搭乘驶向威尼斯的航班,颠簸在海浪中。”

    从威尼斯出发,一个名叫帕奥娄·厄西尼的土耳其人陪伴他作为他的翻译,他们来到罗马。在罗马他又宣布自己重新皈依基督。他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欢迎,因为他承诺将把他的叙利亚教会皈依在教皇的麾下。这位才子得到了认可,最终还得到了教皇格雷戈里八世的俸金。[26]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后来的托斯卡纳大公,红衣主教费迪南德·美迪奇。因为费迪南德有意创办美迪奇东方出版社,[27]所以便任命他担任出版社的董事,条件是让他捐出自己的图书。这些图书很可能是他从迪亚尔巴带回来的。[28]这些图书的大部分目前存于罗伦蒂那图书馆,当时显然是美迪奇东方出版社的主要藏书。[29]

    至于这家出版社的作用,应当记住的是它曾出版印刷了最早的一些阿拉伯文图书。创办这家企业的目的一般被认为是为了讨好那些仍然居住在伊斯兰国家的东方基督徒们阅读阿拉伯文宗教图书的需要,或者为了去这些地方的传教活动出版书籍。换言之,这些阿拉伯文图书的出版是为了有助于将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归化为基督徒,因此它的市场自然主要是在东方。然而,我们将会发现其他一些事实,说明它也有另外的目的,那就是它主要是面对欧洲市场,特别是科学界的人。

    在研究这家出版社时我们发现,这位主教仍被允许继续使用他的图书,并被任命为该出版社的编辑成员。处在这样的职位上,对于应该出哪些书或不应该出哪些书是拥有相当的发言权的。在研究了这家出版社的出版记录后,我们非常惊奇地发现,在出版社最早出版的6本书中,有4本是关于语言学或其他论证性科学,而不是关于宗教的。伽]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家出版社曾出版印刷了1500本阿拉伯文《圣经》和3000本欧几里得的《元素论》。这部《元素论》并不是最初的希腊版的《元素论})(至少有两种版本)的阿拉伯文翻译本,而是由那位我们曾经提到的吐西所修订的《元素论》的混合版本。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特别的修订本,这是否与重新修缮古典希腊版本的愿望有关?从美迪奇出版社没有卖出的图书记录中,我们可以推算出阿拉伯文《圣经》卖了943本,而吐西的欧几里得《元素论》的修订本卖得稍好一点,一共有1033本。如果仅依靠这些数字,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即:欧几里得的《元素论》,即使是以修订本的形式也比《圣经》在规范人们信奉基督方面有力得多?

   阿拉伯语言学论文,以及后来的阿拉伯科学文本的修订本,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里显然是大量地以手稿形式存在着。随便到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去创览任何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这些收藏在殖民时期的几百年间曾一度被冷落。另外,这些语言学和科学文本作为基督教传教目的所发挥的的作用是十分微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根本无法赖以生存。捐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更有可能的市场正是欧洲市场。因为当时一般认为在伊斯兰国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科学,而学习这些科学的基础就是对阿拉伯语言的掌握二如此看来,美迪奇出版社的创立目的,以及关于其目的是出版宣传基督教的说法,必须重新仔细研究了。

    毋庸赘言,主教非常有学识,他在两个委员会中所承担的职位显然都取得了成就。在作为出版埃维斯那的医学《经典》的监事成员时,他使用了自己从迪亚尔巴尔带回的版本。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于这个出版项目的成功是有功绩的,因为《经典》也比阿拉伯文《圣经》要卖得稍好些。根据《经典》以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印刷次数,以及鲁森巴赫(1614年)为他在赫本学院医学系学生开设阿拉伯文《经典》课这件事,可以清楚地证明这本书的流行程度。[31]这么多的阿拉伯版本的售出(据出版社的记录有940本)可以说明一些能够阅读阿拉伯原文的欧洲医生肯定从中受益非浅。而在它的诞生地东方,几乎没有希望卖出,倒是有几种手稿流行。更重要的是,在东方它已经被许多更精细的版本所取代。这些版本中只有一种是伊本·那非斯的,稍微对于《经典》有所超越。关于欧洲市场的问题,可以部分地从当时欧洲人的受教育情况来解答。关于这一情况相斯代尔有非常好的总结:“埃维斯那用两三页的篇幅说出了噶伦用整整一本书才说明的问题。”[32]

    主教在另外一个委员会中所发挥的同样重要的作用,不是别的正是在格雷戈里教皇八世成立的修改历法的工作以及1552年以后格雷戈里推算法。[33]不过,他还参与过其他一些出版项目。另外和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北部的一些“东方学家”也有所交往和合作。总之,这位主教和里奥·阿佛里卡那斯或前面提到的厄斯尼等其他一些人一样,都参与后来被称做是文艺复兴科学的产生。那么,这些人的研究成果与日后独立的文艺复兴科学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结论


    现在若是要将零星的证据归纳起来作结论,似乎不应该有很多问题要问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前面那两位生平被简单介绍过的科学家并不是少数。另外至少还可以说出十几个欧洲人的名字,他们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和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人有共同的追求。例如,伽姆巴迪斯塔·莱蒙迪(1536~1614年),曾在罗马教授阿拉伯语,对数学也有兴趣。曾任美迪奇出版社的社长,后来买下了这家出版社。前面曾提到的安德里斯·阿尔帕格斯和他的前任希罗尼莫·兰姆纽西奥(1486年卒于贝鲁特),这两位威尼斯医生都曾去叙利亚学习阿拉伯语。安德里斯后来回到帕多大学医学院教书。此时大约正是哥白尼在费罗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

    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科学的发展,完全能够像阿尔帕格斯那样,完整地翻译阿拉伯语的科学和哲学文本;或者像相斯代尔等人那样,将这些文本的内容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能够将自己所学到的“阿拉伯”科学像柏斯代尔那样融入到“拉丁/西方”科学体系中去;或者像马塔拉主教那样用自己的“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知识去影响“拉丁/西方”研究机构中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正是在这些实例中,我们很难在某一种文化框架下给这样的科学发展予以分类。

    如果将这些事实看做是科学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那两个阿拉伯数学定理传播到哥白尼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些事实还引发 出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和文艺复兴科学家们对于经典传统的态度有关,即:谁在追寻这种传统?为什么?如果这种传统的确被追寻的话,那么为什么与哥白尼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们会去追寻那些旨在反对这种传统的阿拉伯天文学文本呢?为什么一家欧洲的出版社要出版修订过的阿拉伯文的欧几里得的《元素论》,而不去出版希腊文原版或者出版未修订的阿拉伯文翻译版呢?

    第二个问题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环境以及阿拉伯手稿在那个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有关。我们所讨论过的事实明确指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哥白尼时代和后来柏斯代尔时代,阿拉伯手稿被以同样的方式研究过。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像柏斯代尔这样的后期科学家仍感到研究天文学需要阿拉伯手稿的话,那么像阿尔帕格斯那样的早期科学家们,哥白尼会不会向他们请教当时阿拉伯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呢?当时阿拉伯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就是试图改良希腊天文学的体系,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文本,其中包括那两个被哥白尼所利用的定理。

    不管人们能够对这些问题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在目前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我们不得不至少承认:那些存放在欧洲图书馆内的上千部阿拉伯手稿,如果以前面提到的方式来调查的话,每一部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科学向文艺复兴欧洲的传播的故事,而是哥白尼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同代人们如何利用这些手稿的故事。尚有许许多多人的故事我们并不了解。

    如果仅是为了将科学冠之以诸如文化、文明或者语言学的定语,我们前面的论证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徒劳的。相反,越来越清楚的是,某些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方法已经超越了文化与语言的边界,而有些则尚未超出这一边界。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和这些答案会超越边界;为什么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科学家们会对这些问题和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兴趣。

    这些问题已经被提出,关于它们的答案被争论来争论去。但是仅靠政治史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人们仍然可以问这样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否应该给那些科学家们本人冠之以某些文化、文明或者语言方面的定语?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著作以及他们的研究课题根本没有什么文化、文明或语言方面的边界,或者说即便有边界的话,也是模糊的边界。更显然的是,我们仍需给吐西力偶的产生找到一个界定性的名字。这个定理最初是在一部阿拉伯文本中发现的。写这部文本的人在家里是说波斯语的,他曾使用过这个定理。和其他一些天文学家一样,他也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工作,并且试图改良经典的希腊天文学。后来,在14世纪初,他的定理被翻译成拜占廷希腊语;而再后来却被哥白尼等人在文艺复时期的拉丁文本中使用。我们应该给这样的一种科学臆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它到底应该算哪一家的科学?

 楼主| 发表于 2007-8-11 09:13:10 | 显示全部楼层

[1]关于这些著作的详细注释可参阅乔治·萨里巴《阿拉伯天文学史:伊斯兰黄全时代的天体理论》中之文献目录,纽约大学出版社,1994年,pp.307-317。

[2]威利·哈特纳曾在《哥白尼:其人、其学说及其历史》中讨论过这些定理中的一个。该文见《美国哲学学会论文集》第117卷(1973).pp.413-422。另外一个定理萨里巴在《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一文中有所论述。见萨里巴著《阿拉伯天文学史》,pp.291-305。

[3]还有许多著作可见萨里巴著《阿拉伯天文学史》之文献目录。

[4]在11世纪与15世纪间完成的大部分天文学著作在萨里巴的《阿拉伯天文学史》中都有评述。

[5]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潮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詹姆斯·柯南作序,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7年再版。

[6]乔·萨里巴:《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中〈伟大论〉评论的作用:吐西对于托勒密〈伟大论〉的修订初探》,见《科学史国际卷宗》 VOI.37(1987年),p.3-20;又见萨里巴著《阿拉伯天文学史》PP.143-160,特别见p.152-154。

[7]萨里巴:《厄迪的天文学著作:13世纪对于托勒密天文学的改良》,阿拉伯团结研究本心,贝鲁特,1990年,英文引言,pp.31习6。

[8]安东尼·格莱弗顿:《麦克·梅斯林的哥白尼行星理论》,载《美国哲学学会论文集》,第117卷(1973年),pp.523-552。

[9]以此观点对于哥白尼天文学和托勒密天文学之间关系的分析最早已经由已故的德里克·普莱斯提出过。见《反哥白尼:托勒密、哥白尼与开普勒数学行星理论的再评价》,载《科学史中存在的问题》,马歇尔·科莱格特编,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麦迪逊,1969年,PP197-216。不过,他的研究尚不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即:哥白尼何以使他的同代人相信他的体系在没有万有引力理论支持他的日心说的们况下是站得住脚的。又见欧文·井格里奇《从哥白尼到开普勒:作为模型与作为事实的日心说》,载《英国哲学学会论文集》,第 117卷(1973年),pp.513-522。

[10]关于commentariolus之引言,见索德娄《哥白尼行星理论的起源与初稿:Commentariolus的译

注》,载《美国哲学学会论文集》,第117卷( 1973年),pp.423—512。

[11]关于阿拉伯科学特性中的地域与本质问题,最近萨布拉.A.I.曾有过研究,见《为阿拉伯科学定位:地域与本质》,载《爱西斯女神》,第87卷(1996年),pp.645—70。

[12]到索德娄、纽格巴尔:《数学天文学》,p.47。

[13]奥托·纽格巴尔:《古代数学天文学史》,纽约,1975年,P.1035及图 IX。

[14]索德娄、纽格巴尔:《数学天文学》,pp.41-54。

[15]同[14],p.193。

[16]索德娄:Commentarolus,p.454ff。

[17]医学方面见伊本·阿尔那非所的著作及其在同一时期向欧洲的传播。A.Z·伊斯坎达尔,《伊本·阿尔那非斯》,载《科学传记史》,斯科里布那之子出版社,纽约,1974年,第9卷,pp.602-606。

[18] 16世纪涉及代数的阿拉伯起源以及阿拉伯与拉丁代数之间的关系的辩论见季奥瓦那·希佛莱迪最新著作《16世纪代数发展史的创立》,载《欧洲数学》,科学出版社,巴黎,1996年,pp.122—42。

[19]有关星盘版本的详细论述,见萨里巴《16世纪凯费夫·古拉姆所绘星盘图》,”Nuncius,Annali di Storia della Scienza”1991,pp.109-119。

[20]柏斯代尔的传记有若干版本。其中一部较好的是由乔志·威尔撰写的,是他于1892年提交给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论文。最近的一部传记是由马里奥·昆茨写的《帕斯代尔:万物复原的预言家,其人其思想》,丁韪良纳斯·尼奥夫出版社,海牙,1981年。

[21]关于这位主教的故事来源于若干渠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来源之一是一个叫俞哈那·阿佐的人写的一则短注,此人是安迪奥克叙利亚教会的秘书,他写的这条短注后来被用做阿佐译成阿拉伯语的叙利亚自传信的引言部分。这封自传信是由伊格纳迪斯·尼莫主教写给迪亚尔巴尔的教民的。(可能是在16世纪末从罗马寄出的)

[22]到下列信息都来源于注[20]中所列的传记。

[23]关于这部手稿的细节见季奥基欧·莱维·德拉·威达著Ricerche sulla formazione del piuantico fondo deumanoscritti orientali dellabibioteca Vaticana,Studie Testi, Biblioteca Aposlicoa Vaticana,Citta del Vaticano,1939,pp.307,et passim。(非常感谢我的同事威尼斯的季奥基欧·凡西林,是他提醒我注意到这一参考资料)

[24]是我的朋友巴黎的马隆·阿奥德博士提醒我注意到了这部手槁,在此谨表谢意。

[25]下列信息均来源于注[21]中提到的传记。

[26]这一信息来源于约翰·罗伯特·琼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1505—1624年)学习阿拉伯语》,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88年,p.42。

[27]最近我注意到的关于这家出版社的情况研究也涉及到罗伯特·琼斯的早期著作。《美迪奇东方出版社(罗马1584-161 4)及其阿拉伯语出版物对于欧洲北部的影响》,载(17世纪英格兰自然哲学家们的“阿拉伯”兴趣》,G.A·罗素编,布瑞尔,莱顿,1994年,pp.88—108。有关这家出版社以及尼莫的作用还可见G.J·因默《东方的智慧与知识》,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6年。

[28]琼斯:《学习阿拉伯语》,p.43。

[29]同[28]。

[30]琼斯:《美迪奇东方出版社》,p.100、1 08.注71。

[31]俄秀拉·威瑟:《阿威森那:论其在西方医学界的影响》,载《伊朗百科全书》,第3卷,pp.107-110,特别见第109页,第2列。

[32]H·丹南费尔特:《文艺复兴人文学家与阿拉伯语知识》,载《文艺复兴研究》,第 2卷(1955年)PP.96-117,特别见第111页。

[33]琼斯:《学习阿拉伯语》,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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