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里巴 著
丛 郁 译
编者按:科学史家乔治·萨里巴的文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斯兰科学》利用他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的一批阿拉伯科学文献,阐明哥白尼在建立他的天文学体系过程中,所依据的最关键的数学定理与中世纪伊斯兰科学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多层多向关系,伊斯兰世界和文艺复兴的欧洲之间的分界其实是模糊不定的。这就完全打破了“哥白尼革命”的神话性,也对文艺复兴是否只是欧洲人的贡献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我们相信,对那些至今迷信欧洲/西方才是现代文明发源地的人,这篇文章应该是一服清醒剂。
此文曾几易其稿。前几稿主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传播问题,并于1996年间在乔治城大学、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作过公开演讲。其中在乔治大学的演讲将在该校的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刊出,题为:《现代科学起源之反思:欧洲图书馆中阿拉伯手稿的作用》。
引言
科学史认定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就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问题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与笔墨官司),再到伊斯兰文明直到欧洲,科学经历了十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一些边缘性的贡献。然而,随着科学史学家们对于这一庞大的话语体系的日益深刻的解构,他们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难以给“科学”这个词加以语言学、文明与文化方面的界定了。诸如“希腊、阿拉伯、中国、印度”,甚至更贴切地说,“西方”等这些修饰语,在用于像“希腊科学”或“阿拉伯科学”这样的语境时,很快就变得过时和词不达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应用这些修饰语的兴趣,而是因为人们新近认识到了这些修饰语中所一直蕴含着的霸权意义。这些修饰语曾一度被经常用于区分分析时的类别。在语言、文明和文化等这些特性能够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时,这些词语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就是这些相同的词语,它们已经不再具有当时的相同意义了。显而易见,特别是新近对于科学发展史这样一个庞大话语体系的研究,使得这些词语越来越难以取得以往那样的分析结果了。再加之,人们新近意识到像“文化”、“文明”、“语言”和“科学”等词汇本身已经不再是它们曾经是的那些相同的、固定的和公认的指涉语汇了。相反,这些语汇正日益清晰地显露出它们自身的不明确性和霸权性的理论框架。这种不明确性和霸权性已经使它们失去了往日的修饰意义。
鉴于当今对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是由各个文化学科的史学家来完成的,所以对于科学史这一庞大话语体系的巨大挑战便尤其凸现。如同以往的情形一样,微观的历史之于历史的总体理论系统或者说历史的理论化具有直接的关系,有时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微观历史有时会引发一些雄辩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特性使得我们无论使用多少理论都无从解释它们。具体地来说,一些边界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在诸如“科学的转化”、“一种文化学科对于另一学科的影响”等这样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或者是在“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共时的发现”和“互惠性”等这样的体系下进行讨论。正是这些史学家们,当他们今天再探讨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发现以往他们所用的分析性类别已经不足以解释他们最新发现的现实了。这些边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文化学科的那些特别的界定性质也正在失去意义。然而,迄今尚未有新的理论框架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将详细阐述科学史学家用所面临的困境。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学者致力于文化学科的研究并且试图解决如下问题;所谓“希腊奇迹”的性质以及界定特性;科学革命的性质;”西方科学的性质:以及诸如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兴起等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总是盾相矛盾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那些被用于描述“现代”科学的界定特性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界定特性几乎总是被认为形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些界定特性便不断地转换为某种或多种描述性的复杂概念,诸如:自然的数学化;实验性;对于一般性符号和数学性符号的运用;科学的机构化;西方大学的兴起;以及科学的文化与法理的管约等等。
为了便于说明以这种方式撰写文化科学史的徒劳性,以及阐明上述分析世类别所引发的模糊性,我将援引某些微观历史中已成定论或者正在成为定论的结果。我将特别侧重于对于一个边界个案的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结果。而这一边界个案很快就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学科中变得模糊起来。这个边界是一个总是飘浮不定的边界,用来“划分”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的分界线。这一过程本身与在此边界两边工作的科学家的活动有关。这一边界大约可以设置在13和16世纪之间,而这些工作在边界两边的科学家们则很快便渗透到了对方的文化以及地理领域之内。这一过程也与如下两套文本之间的关系有关:一种是在通常被称做是伊斯兰世界中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文本;一种是在当今的欧洲用拉丁文写就的文本。对于充当上述角色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们的生平的研究,以及对于某些文本的研究结果,在过去大约40年间得到了大量的积累,近来引起了热衷于研究文化科学中的边界问题的人们的注意。当然,这样大量结果的重要性仍有待于检验。仅就其数量和复杂程度来言,这些结果仍没有被在二手文献中得以消化。只有对这些文献消化以后,才有可能营造出一种声势,才有利于正确研究处于文化、文明和语言学等境遇中的不同科学史。
为了全面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提供造成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最初问题产生的氛围,以便于重构出一种较大的调查环境。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构这一问题产生的背后所发生的复杂事件与情况的网络。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和拉丁/西方科学等名词的使用及其重要性。但是,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将时钟拨回到大约40年前。然后再考虑该如何面对当时对于阿拉伯/伊斯兰科学的性质、文艺复兴科学和“哥白尼革命”等问题的理解,以及自从那时起知识领域所经历的急剧变化。
阿拉伯/伊斯兰科学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科学在1957年至1954年之间,奥托·纽格巴尔、爱德华·肯尼迪、威利·哈特纳、诺埃尔·索德娄以及本文作者等其他一些人一致认为,如果仅靠像欧几里得的《元素论》和托勒密的《伟大论》[1]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信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2]
换言之,近40年来的研究表明哥白尼无文学的数学基础得益于希腊——主要是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其中的例外便是那两项重要的定理,它们是伊斯兰世界中那些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的贡献。另外,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定理所产生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天文学界。也就是说,向我们表明了一种批判和改良希腊天文学传统的语境。再者,我们也知道包含有这些定理的著作大都产生于13世纪或以后。现已发表的研究已经对这些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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