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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在捍卫国家主权和统一中的贡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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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8 13: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载《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主编:喇敏智   执行主编:马明良
甘肃民族出版社


五、回族志士情系西藏,捍卫国家主权

      近代以降,英国等列强图谋蚕食西藏,分裂中国的阴谋早已路人皆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少回族志士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代表性的人物有马吉符、刘曼卿、马和堂等人。

      马吉符[1],字竹君,安徽怀宁人。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通晓英、日两种语言文字,立志从事外交公务,报效祖国。1901年经其堂伯马维聪推荐,到四川提督马维骐处充当幕僚。第二年又经马维骐保荐作为外交事务人员赴藏襄助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的8年里,先后任拉里、后藏、靖西、亚东、江孜等重镇实缺,在前三个地方任同知之职,在亚东和江孜关则任监督之职,在拉里还担任过军粮府的粮务。他在西藏任职期间,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加工制造业,开发矿产,建立医院与联合诊所、藏汉文化识字班、小学和职业学校,为西藏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成绩。他热爱西藏,努力学习藏语、藏医,其足迹遍及西藏各地,自号“雪山樵”,在西藏他深得藏、汉、回等各民族百姓的称赞。

      马吉符初到拉萨任驻藏大臣公署文案,针对当时西藏的形势,他富有远见地提出:“若能团结西藏人民,励精图治,充实国防,以杜外人觊觎,又开展平等互惠的正常国际贸易,一面绥抚与西藏毗邻的廊尔喀(尼泊尔)与布鲁克巴(不丹),以保边境,则藏事仍大有可为”。[2]

      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南侵,顾及西藏,于是英国政府在侵占锡金之后,遂命副将荣赫鹏、统协马镇台率远征队入侵西藏。清政府下诏派驻藏大臣裕纲以及后来代替他的有泰,都遭十三世达赖的反对和阻止。而达赖自行组兵到前线与英兵未交火而自行溃散,结果英军直捣拉萨,达赖逃往西宁,留下藏官与英侵略者直接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赔偿兵饷250万卢比,允许英军在亚东(原为春丕)一带驻兵,等赔款缴清并亚东、江孜、噶大克3处商埠开通3年后始行撤兵。但由于清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不予签字,条约无效。以后清政府与英方代表又重订条约六款,声明英国不能占领西藏领土及不干涉西藏内政,但仍以《拉萨条约》作为附件。英军侵占亚东期间,事端屡起,祸害百姓,为此,新任驻藏大臣联豫调派马吉符为亚东地区重镇靖西同知,要他主持对英交涉事宜,维护西藏主权,迫使英方撤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末,按条约规定,中国依约交清了赔偿英国军费和开埠3年,英军理应立即撤兵。但英军故意违约,无撤军意向。马吉符当机立断,代表驻藏大臣,向英军驻亚东政务司交涉,严正要求英军立即撤出西藏。由于他熟悉国际法,按约办事,义正词严,迫使驻亚东英军请示英驻印度总督后,于第二年二月八日撤出亚东山谷的全部驻军,中国边防军快速接管了亚东。恢复了我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马吉符调任亚东监督,重建边防哨所,恢复地方秩序,监督英军从江孜全部撤离。

      1909年,马吉符还全力以赴地投人建设江孜、维护主权、保卫西藏的一项艰巨的谈判。江孜系西藏重要商业城市,根据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后为《中英条约》附约),要求开江孜为商埠,江孜对英国开放始于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与英国所订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又允许英、印侨民在商埠内征地建筑,规定“中藏官员与英商务委员商酌划定英印建筑地段”。实际英国的企图是将此商埠开办成上海式的租界,以遂其逐步侵略西藏的阴谋。驻藏大臣联豫则命马吉符研究对策。马吉符认为:修订通商章程已贻误于前,划定建筑地段不可再误于后,必须居于主动地位,将江孜建成我国自开之商埠,以挽救修订通商章程之失误。他在中英谈判开始之前,先将市区建设重加规划;将江孜全埠土地详加勘测,制定远景建设规划;训练警察,以防英人借口插手江孜治安;开办煤矿,发展经济;主持草拟《商埠暂行裁判章程》,以适应审理英、印侨民犯罪所需。为应付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他于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如:在划定地段内,中国自行修建公路,英人不得过问;在商埠地段内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在地段内,英人可以租赁零星地面,但不能拥有大片联属之地,即不允许上海、天津、武汉的租界重见于江孜。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英就商埠地段划分在紧张气氛中开始谈判,英人持强骄悍,发言多有无视国际公约之处,并无理索地1000余英亩(合7000余亩)及索要划定地段的筑路权。经过马吉符据理争辩,严正驳斥,英方十分难堪,最后决定,英、印建筑地段为117英亩(702市亩),占全埠面积二十分之一。在地段内马路由中国自建,派军警保护商埠划分的地段,英人对此不得过问。这次谈判虽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后果,然而由于马吉符等中方谈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制止了英人企图在西藏境内建立租界以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再次捍卫了祖国在西藏的主权。

      后人高度评价马吉符:“马君以名诸生,游西蜀,历任拉里、后藏、靖西、亚东、江孜各缺,前后凡十载,整顿地方,创办新政,所至有声。其与外人交涉也,以保全主权,辑陆邦交为主旨,刚柔互用,强邻莫不慑服,英人蓝皮书,斑斑可考。此其成绩,岂偶然哉!盖成竹在胸,故指挥如意耳。”[3]而当时的英国人对他也是赞赏有加,1908年英国外交部密档E.585-590记载:“吉符先生通英文,这使他与入藏西方人接触更为方便,对于知己知彼处理外交事务有利,这在当时清朝驻藏官员中没有几个。”他还著有《藏政撷要》、《藏牍·劫余》、《西藏交涉源流考》等书,集中阐述了他开发、建设西藏的战略思想。

      刘曼卿[4],藏名雍金,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阳火马年)出生于拉萨。其先人“原为汉籍,清中叶随某使者入藏,遂家拉萨。” [5] 她的父亲刘荣光(又名刘华轩)担任藏汉语之间的翻译,“曾为进贡大臣秘书,往返北京拉萨间数次”,[6] 后任职于成都的班禅办事处。[7] 她的母亲是四川康定的藏族[8],是回族与藏族通婚的后裔,刘曼卿“笃信天方教真理” [9],她家是拉萨大清真寺寺坊的教民。1915年她随父母迁居印度大吉岭,她12岁时(约1918年)随父母回国,“侨寓北京,改服汉装,就市立第一小学肄业,天资聪颖,半载已通汉语”。[10]上了三年小学后,她升入北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又到道济医院学护士,“蓋以卫生教育为西藏所急需也。”[11] 由此可见,她早已心系西藏,树立了自己的志向。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蒙藏委员会成立,刘曼卿“以女士谙藏语,延聘入京”。[12] 是年冬,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奉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到南京晋见蒋介石,刘曼卿任翻译,得蒋赏识,“蒋委为国府文官处一等书记官”。1929年,她以半官方身份持蒋介石书信出使西藏,时年仅二十三岁。1930年2月1日,刘曼卿一行历尽艰难抵达拉萨,她先后两次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成功地消除了达赖喇嘛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怀疑”。[13] 1930年8月7日顺利完成使命回到南京。1931年国民政府特发给她褒奖状:


      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驱驰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义,无愧轺车专对之才用,特给予褒状,以示奖励。此状。

      主席: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年□月五日[14]


      1931年,她的著作《康藏轺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梓。1932年5月,她又作为西康调查专员和蒙藏委员会顾问入康藏调查,到达云南的丽江、中甸等地,由于康藏发生战事而未能入藏。她又撰写了《康藏轺征续记》,1938年正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刘曼卿还曾与黄警顽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于1937年出版了《边疆教育》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民族教育学的最早著作之一。她在书中提出, 边疆教育必须要以提高人民生活,以生产教育为出发点;必须提倡、贯彻三民主义的教育观;教育必须坚实民族思想而成国防教育的中心(爱国主义);必须融化种族的歧视谋中华民族教育本位的建设(民族平等);必须迎合宗教背景辅导感化教育的推进(民族特色)。她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角度来论述民族教育(边疆教育)的重要性,这一教育思想在今天同样具有暮鼓晨钟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她积极参与、组织了各项活动。1931年10月,她与在京康藏人士发起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1932年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参加“国难会议”,与九世班禅代表等人提出“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同年11月她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自任团长,宣传团结抗日。1938年参与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1939年2月,她作为“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团长到达拉萨,在藏活动四个月,其间曾在拉萨清真寺、拉萨小学、西康商人游园会等处公开演讲,积极宣传抗日。大约在1941年,这位风华正茂的巾帼英雄因病辞世,年仅35岁。

      马和堂[15](约1 880一约1942),藏名次仁旺堆。家名“胜康叶”(藏语译音,西藏贵族和官员都有家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1876—1933)任职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著名的回族官员。据史书记载,“马为川人,父为川边游击,以后全家留藏……历为噶厦汉文秘书,颇以文学见知于第十三辈达赖。”马和堂的官职是五品。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专门在罗布林卡内召见他和他的儿子,为他的三子马玉贵起藏名为罗布次仁。还把自己的坐骑赐予马和堂,马颈上系着黄色带子,这是达赖喇嘛所用之物的标志。马和堂可以骑此马直人罗布林卡的宫殿前,或到布达拉宫后山的下马处,其他官员没有此种殊荣。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于圆寂前立下公文,责成噶厦政府资助马和堂的第三子马玉贵到内地学习以承父业。马和堂不仅以其汉文翻译而得到器重,而且在密切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 马肇璞等《清末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回族马吉符》,《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另见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第163-165页。

[2]

[3] 王久敬《藏政撷要》序言。

[4] 周传斌《雪泥鸿爪——回族文化与历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 刘曼卿:《康藏轺征》蒋唯心序;及正文“四十六、第一次见达赖喇嘛”中刘曼卿的自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6] 《康藏轺征》“四十六、第一次见达赖喇嘛”。

[7] 《康藏轺征》“六、锦里风光”。

[8] 《康藏轺征》“十、会”中说“吾母原为康人”,她还访问了居住在康定附近“折尔坡”的外祖母“黎”。

[9] 《康藏轺征》黄警顽序。

[10] 《康藏轺征》黄警顽序。

[11] 《康藏轺征》黄警顽序。

[12] 贾逸君《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第550页。

[13] 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14] 《康藏轺征》卷首。

[15] 周传斌《雪泥鸿爪——回族文化与历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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